迎向諸神的黃昏007：野百合的虛幻與真實

註：這篇文章是幾年前與學運時代的舊友成立「開放的野百合公民論壇」之後，恰逢一些大學生聲稱要「重現野百合」，我有感而發寫的。以野百合學運時淡江校際代表的真實經歷，我寫下對於那段歲月的註腳。


發生在一九九０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是台灣迄今最大的一次學生運動，也是台灣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次學生運動。正因如此，野百合學運不但成了許多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解嚴世代」共同的青春回憶，也成了這個世代許多人揮之不去的標籤。許多年輕時曾參與學運的政治人物，無論其是否真的曾參加一九九０年三月的那場學運，都經常被外界視為出身於野百合學運。對於那些因擔任三月學運領導幹部而聞名者，外界也經常期待他們能再發揮如三月學運時一樣的影響力。三月學運本身更成了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傳奇，變成後續許多學生從事政治與社會運動時效法的對象，甚至到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後的政治紛爭中，部分支持連宋的學生也仍以延續野百合學運精神為號召。但是，在外界對於一九九０年三月野百合學運賦予如此高的評價，而有許多「重現野百合」的企圖之時，卻很少有人能指出這次學運成功的真正原因，在於其是奠基於民主的決策機制上。對民主的渴望與追求，是野百合學運的動力，也是參與者的唯一共識。

　　說野百合學運的唯一共識是對於民主的追求，是毫不誇張的事實。要知道三月學運的參與者的政治立場其實是南轅北轍，不僅在國家認同立場上有激進的獨派與主張兩岸應統一者，就連意識形態上也有左右之分。所以在當時廣場上各校內部與廣場上最高決策機制的校際代表會議內，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雖然面對的外在政治情勢是一樣的，但因每個人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不同，對於學運的訴求、操作的手法等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廣場上唯一讓大家都接受的是一個民主的決策機制：各校校際代表應得到其校內學生的多數支持，而校際代表會議則以多數決來運作。

　　 現今回想起來，當時廣場上的民主決策機制其實也是基於現實下不得不然的產物，畢竟當時的情勢太複雜：不僅僅是學生個人之間的看法、立場有極大的差異，改革派學生團體內部，也因過去台大諸社團與其他學校學運團體之間的意識形態與領黨權鬥爭、學生自治組織與學運社團間的改革路線的不同，而對於運動的訴求與發展有迴異的主張，更遑論在三月二十日後國民黨黨部與救國團也開始動員學生加入。在此情形下，只有民主的決策機制是唯一的共識，國民黨黨部與救國團認為他們可經由動員學生加入而取得運動的主導權，改革派學生則寄望於學生自治組織的動員能量與學運領袖們公開辯論的能力，希望能在各校校內選舉校際代表時取得上風。對於當時的參與者來說，所無法預知的，是這種基於現實而不得不然的措施竟然成了一個偉大的民主實驗。畢竟就當時台灣的校園環境來說，除了學生自治組織的幹部外，對於真正的民主選舉、遵循議事規則來開會、公開而就事論事暢所欲言的進行辯論、經表決後即服從多數的決議，都還是陌生得很。當然，要真正讓大家熟悉與遵循民主的遊戲規則並不容易。像是絕食一事，明明經過冗長的辯論後決定不絕食，卻有參與開會者一轉身就宣布絕食。熟悉議事規則的學生自治組織領導人，被部分學運社團誣指為國民黨的「抓扒仔」，更顯示出許多改革派學生對於民主遊戲規則的不熟悉與疑懼。而部分研究生與老師積極介入「指導」，也顯示當時許多參與的大學生仍不習慣憑自己的思考與意志來行動。但這些問題，反而成了促使參與者必須更加依賴民主程序的動力。這其實是三月學運內在最偉大的成就，對當時許多的參與者來說，這六天之間於這種內部鬥爭過程中進行民主程序的經驗，是前所未有的民主洗禮。經過這次洗禮，許多人回到校園後開始投入學生自治運動，又帶動了一九九０年代初期的校園民主化浪潮。而不同於三月學運之前校園民主運動以體制外的抗議為主，三月學運之後的校園民主運動重心轉移到學生自治組織領導權的爭奪，各大學的活動中心或學生會領黨人都改成由全體學生選舉選出，改革派學生推出的候選人與國民黨黨社系統推出的候選人，循著民主程序爭奪「學生政府」的控制權。換言之，在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由人民直接選出之前，台灣的大學校園就已經證明了這種民主模式的可行。　
　
但是，若是以外部社會來看三月學運，恐怕一般人所認為三月學運的最大成就，在於提出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治改革時間表）帶動了台灣的民主改革，與彰顯學生堅持不受政黨勢力影響的理想性。然當時參與者其實是各有各的政治思考，學運領導人也與社會上各股政治勢力有千絲萬縷難以割捨的關係。要說這期間各股政治勢力沒有私下運作，未免是掩耳盜鈴。正是各股政治勢力私下運作的事實，迫使學生不能不接受民主程序，如是反而使外界有學生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之印象。這種印象是真實的，卻也是虛幻的。但正是這種印象，使得三月學運有其道德上的正當性。而也正因為參與學生各有各的政治思考，因而使三月學運不至於變成為李登輝一人的權位而戰，而是能提出直指體制弊病的明確改革方向。雖然就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李登輝是三月學運的最大受益人，但這是因為他能精確把握到三月學運所代表的民氣，巧妙地利用這個契機。在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來說，誰能當上總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進行體制的全面改革。由當時學生對於是要求提出「政治改革時間表」還是「政經改革時間表」爭論不休的決策過程來看，其實已彰顯學生無意為特定人的權位做嫁。　
　
正面面對每個人都有其立場的事實，以民主的機制去凝聚集體行動的動力，使野百合學運能超越對特定政黨與個人的支持，這是野百合學運真正的精神，也是其不同於迄今台灣大多數學生運動的地方。發生在一九九０年三月的那場野百合學運，是無法複製重現的，但其民主精神是可以綿延不絕的。只是，在野百合學運後，絕大多數所謂的「學生運動」，雖然打著超然於政黨立場的旗幟，卻都只是對特定政黨訴求的側翼支持，先就排斥了不同立場的學生，更無民主的決策機制可言，因而其實只能說是由學生參與的支持特定政黨立場的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