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3日 星期二

以民主跨越歷史的共業

註:此篇文章乃應台南縣政府之邀,發表於台南縣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專刊上。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一甲子,一如以往地,每逢二二八時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便要引起爭議,尤其今、明兩年又逢大選,許多政黨與政治人物更不放過藉此牟利的機會。然而,無論是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國民黨與蔣介石,抑或輕描淡寫地只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民之間的誤會衝突,卻都有將歷史過度簡化之嫌,而使二二八事件一甲子的意義被稀釋掉。

將二二八事件做過度簡單化的解釋,其實並非始於今日。筆者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地台北大稻埕天馬茶房的左近出生、成長,自小就飽受對二二八事件描述官方版本與民間版本南轅北轍的困擾。在戒嚴時代,只要提及二二八事件,官方版本一定說那是官民之間的誤會與不肖刁民的煽動所致,反而是民間本本比較多元,除了將之完全歸責於統治者暴虐的說法外,也有一些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無論是台灣人或外省人,無論是官員或百姓,都有小善小惡的人性,也都無奈地被捲入歷史的漩渦中。對筆者來說,直觀地覺得這些故事裡的國民黨是邪惡的,可是許多國民黨的人物卻又好像不是那麼壞。直到對歷史與人性有進一步的體悟,我也才明白幼時的直覺原來真有它的道理。

歷史事件的全貌是永遠也無法完全釐清的,因為歷史是人與環境互動下共構的動態過程,處身其中的每個人只能在已經被限定的選項下做選擇。任何歷史悲劇的發生,雖然都可追究出元兇,可是歷史悲劇的背後必然有一促成其發生的環境與氛圍,而這環境與氛圍卻是所有人共同造成的。人性本不完美,再怎麼道德高尚的人,也有他的小奸小惡,再怎麼邪惡的人,也有他善良的地方。但是只要時代非理性的氛圍一形成,只要我們被捲入這不理性的氛圍中,除了極少數人能以他的生命為代價來力抗這種氛圍外,所有人都無可避免地以各種形式參與歷史悲劇的創造。就此角度來看,我們都是歷史悲劇的共犯,要共同去承擔此歷史的共業。


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甲子時,一部描寫希特勒最後十天生活的德國電影「Der Untergang」(中文譯名「帝國毀滅」),在全世界引起爭議。這部電影不像以往大多數歐美電影那樣把希特勒極端妖魔化,反而是從人性化的角度檢視希特勒與其身邊的重要追隨者。這種角度,不免引起許多泛道德論者的譁然,卻也因此令人可以更客觀地認識歷史悲劇發生的原因,思索如何避免再發生類似的情形。

納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歐戰,屠殺了幾百萬的猶太人與吉普賽人,這是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可是,納粹不是產生於真空之中,而是歐洲社會千百年來反猶太人、反吉普賽人氛圍的產物。希特勒固然瘋狂,可是他的瘋狂卻是整個社會促成的,在納粹製造驚人罪惡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以不同的理由為建築這罪惡的城堡加上一塊磚頭。這些人,或者只是一個在屠殺猶太人與吉普賽人的公文作業流程中蓋章的小公務員,或者是那工作不如意而對經濟狀況較好的猶太人感到嫉妒的小老百姓,或者是那明知希特勒陷入瘋狂卻不願明言反對他不理性命令的德國高官,站在個人的立場,他們或許都沒有錯,但個人基於自私立場出發的理性抉擇,最後卻造成集體的不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納粹荼毒下倖存的尼莫拉牧師(Mantion Niemoller)的話,就是對此最好的註腳:

「起初,他們捉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後來,他們捉工會會員,我也不說話,因為我沒有參加工會;後來,他們捉猶太人,我也不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後來,他們捉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等到他們來捉我時,已經沒有人能夠為我說話了。」


納粹的興起,是所有德國人的責任,戰後的德國人沒有將歷史悲劇簡單地完全歸責於納粹,而是真誠地面對此歷史共業,以建構民主來避免非理性氛圍的再發生。德國人認識到民主不是只有選舉,還必須要有理性、寬容、相對尊重的社會氛圍。民主政治是人民當家作主,可是民主的發生,必須人民先能自覺自己與他人都是有尊嚴的個體,也都是要受到環境限制與社會氛圍影響的人;有了這種自覺,才可能真正自主,也才可能理性地自制不去做出非理性傷害別人的事。如此,社會才有可能在各種不同的意見與立場中交織出共識,也才能前進進步。

德國的經驗或許是今日台灣最好的參考,要將二二八事件做過度簡單化的解釋是很容易的,可是這種態度卻無助於社會的進步,而反是擴大社會的裂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權者有無可逃避的責任,這是絕對的事實,可是同在當時台灣島上的所有人,難道對於事件發生前島內對立不滿的氛圍的形成全無責任?把歷史不幸的發生歸咎於少數人是很容易的,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而沒有罪惡感,可是這種態度永遠無法讓我們明白歷史悲劇的真正成因,也不可能讓我們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

要跨越二二八的歷史陰影,必須先面對這是個我們都是共犯的事實。認識這個事實,我們才能真正反省這個歷史悲劇,才能真正建立民主的氛圍讓社會前進。德國人已經向世人展現他們反省的誠意,這也是今日的德國獲得世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而台灣人呢?是要繼續在歷史的陰影中徘徊,讓政客們藉此牟利,還是要勇敢地面對事實,然後以民主跨越歷史的共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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